在国际经济格局、新冠病毒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也在多个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呈现出反思与探索的态势：艺术市场面临经济波动的调整期；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与艺术社区群落在城市规划中需要寻找新的定位；一些艺术空间机构由于经营压力退出与关闭……在如此背景下，“替代”作为一种可能的路径被反复提及，出现在艺术创作、策展与批评的视野中。在美术馆、画廊等传统艺术空间之外，一些所谓“替代性展览空间”变身为展示交流艺术项目的场域，这些空间以极强的概念为出发点，以开放的姿态展开艺术探讨，表现出一种新的气息。它们在城市中编织出的动态艺术网络，同样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所谓的“替代空间”究竟意指什么，对艺术创作有何意义？“替代空间”的实践和功能与传统的美术馆之间存在可参照性吗？艺术家又是如何展开对空间物理属性的延伸实践与探索的？
何谓“替代空间”
“替代空间”或“替代性空间”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美国纽约。最为典型的替代性空间之一是由阿尔纳·海斯建立于1976年的非营利性艺术机构P.S.1。由于当时还维持在传统形式的美术馆空间已经无法满足像戈登·马塔-克拉克这种在特定空间或环境中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因此为了改善现状，机构致力于将纽约城中多处废弃的建筑改建、翻修成提供给艺术家使用的工作室或者展览空间。事实上，所谓“替代性空间”不仅是一个建筑空间的概念（例如艺术家、策展人塞斯·西格尔劳博将展览放进书本中进行出版，试图开创一种展示作品的新方式），它是由艺术家或独立策展人组织，新的、非营利性、更个性化与个人意识形态的展示空间。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在更具关联性的语境之中认识替代性的实践？事实上，替代性空间在中国过去30年的当代艺术实践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并探索出一些较为成熟的实践方法。同时，自2010年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对话活动“大陆及港台的替代性空间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到2019年泰康空间“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的展览，使得这个话题有了一定范围和深度的讨论。但是，据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施瀚涛介绍，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替代性空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北京箭厂空间的关闭、上海要空间的搬迁等，当然还有北京“外交公寓”、上海“露台计划”等新空间和项目的开放，广州黄边站和上阳台项目持续不断的积累，还有在武汉、沈阳等其他城市中一些尚未被足够关注的替代性艺术实践。
“‘替代’一词译自英文alternative，但这个翻译突出了alternative中‘取代’层面的含义，而弱化了‘可能性’这个面向。”在施瀚涛看来，当下对“替代性”展开的讨论，并非要寻取一种代表未来的、先进的新的艺术空间模式，不是预设今天的空间模式将会进化或者被取代，而是要在替代性艺术空间的现象中去观察和探寻艺术实践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一个艺术空间的替代性的具体所指，可以是这些空间本身出离常规的艺术空间形态（比如废弃店面、工厂、办公室、公寓），或者于其中展开的艺术实践在性质上的特殊（比如实验和社会参与），再或者特殊的经济来源和结构（比如艺术家自筹或众筹），还有如组织和管理机制的替代性（比如无常规的岗位和阶层设置，对外开放形式不固定），等等。甚至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此地的常规性在他处却呈现出替代性。”施瀚涛说。
不在展示成就 贵在激发创造
作为北京几家非营利空间的实践者，彭晓阳表示，独立空间的“替代性”身份主要是对美术馆空间的替代或拓展。虽然美术馆的形式不断演进，但总体说来，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大多还是在展示既有的艺术成就，同时构建集公共艺术教育、文献收集整理、学术研究等功能的大型综合体。这种功能和形式更多地是回顾和总结，而不是刺激当代艺术的知识生产。而画廊的展览明显受其商业性质的影响，更注重可销售的目的。即使越来越多的画廊把展览做成学术样貌，但其本质仍旧是一种商业营销策略。这种资本的诉求时常会和当代艺术的精神和呈现相冲突。因此非营利的独立艺术空间就凸显了其相对美术馆和画廊体系的拾遗补缺作用：首先，独立空间不同的地理位置、物理形态、社会环境为当代艺术的发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语境，脱离了白盒子的形态，艺术家更容易聚焦具体的问题。特定的语境也惠及艺术家探索区别性的、创造性的呈现。第二，非营利的形态保障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去除商业性的考量，从而为艺术的知识生产打开更大的空间。
“独立空间目前在艺术生态里是作为美术馆空间和画廊空间之外的另一种角色出现的，相信随着当代艺术创作环境需求的不断变化，独立空间会在艺术生态中占据更显著的位置，因此作为其健康发展重要保障的制度建设更应该被重视。”彭晓阳说。
就替代的物理空间而言，近年的空间实体往往在提供展示平台的基础上，利用既定物理空间的特殊性，为艺术家提供前卫观念和实验方法的语境驱动。此外，对空间物理属性的延伸实践活跃在艺术家、空间主与空间运营的探索中，表现为以“空间流动”“空间介入”等形式挑战空间实体。
作为艺术介入生活的一种可能
在空间运营的探索中，自2017年起，以流动美术馆形式关注艺术社会化和公共空间问题的“一个美术馆”，先后在北京方家胡同46号院、中粮·置地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策划了多场不同形式、场域的展览和论坛，邀请城市规划学者、景观建筑设计师、艺术家、策展人等行业专家一同探索着艺术在公共空间中体现出的多元属性、美学价值及社会化功能，力图把好的文化艺术内容带到更大的公共空间当中。
而2019年设立的“一个乡野美术馆”旗山艺术计划，更是试图以艺术介入乡村带动乡村活化。该计划的策展人段少锋介绍，艺术介入首先选择对当地山神庙进行重绘，通过艺术内容的注入力图为当地居民打开另一种看世界的窗口。而山神庙旁边的旧厨房将变成展厅，厨房里带着岁月包浆的老灶台将被原貌保留，而有关当地文化风俗以及相关的文献将变成固定展陈。段少锋说：“希望‘一个乡野美术馆’能够成为当地文化的枢纽。结合乡村的山水人文已有的条件，设计以大地、山川、农舍、村庄为艺术内容的动线和载体来实现乡村活化。”
今年“五一”假期，艺术家邱志杰的市集书写计划——“民以食为天”在人头攒动的北京三源里菜市场开展，经由互联网的层层传播，展览成功“破圈”，在假期中引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纷纷前来菜市场“打卡”。这与距离三源里菜场两公里开外，选址农展馆的第十六届艺术北京博览会形成了某种有趣的对照。有趣的背后切中的正是空间选择与展览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展览形式以及审美趣味会有怎样的改变？而展览空间又将向哪些方向演变？艺术家试图通过一次强调行动与介入的“非展览”，将自己对于空间与书法艺术的理解与倡导，以通俗易懂的、游戏性的，带有浓浓烟火气息的方式转译给了公众，在火热的日常空间中，爆发书写的内在生命力。
“让艺术走进生活，因为它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如果艺术只存在于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展……那它永远都只会是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沧海明月；但如果艺术能够存在于菜市场、地铁公交，甚至是大马路上……那时，它才能够真正被普罗大众所看见”。邱志杰说。
“替代空间”替代了什么
摆脱了传统美术馆中艺术作品展出的范本或模式，把艺术介绍给更多公众，并把任何场地都赋予“展出空间”的意义。显然，这样的空间更自由，呈现出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替代性空间往往是自发的、个性的，也是短暂的、脆弱的。泰康空间策划的“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展览就再现了曾一度活跃于中国艺术生态中的12家替代性空间的工作、理念以及10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意在基于联合性的对话，深化和打开关于机构、生态以及不同主体、不同形式的替代性实践的思考。不以单位或机构作为主体的展览，这样“另类”的选择究竟想表明什么？
泰康空间负责人唐昕说：“对替代空间来说，真正的生命同它的实体存续并无关系。如果人的生命不以长度来衡量其价值，空间的生命也是一样。特别是替代空间，往往要直面各种困难和考验，致使它们的存续时间要比美术馆和商业画廊等机构短很多。加之替代性实践的独立、灵活、自我组织等性质，都让替代空间的生命历程呈现出自然的起起伏伏。然而，在它们身后所留下的东西是极为丰富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激励、借鉴、经验和充满创造性的体验。”
正如现代都市生活由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偶然碎片所构成，而这些碎片又常是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意外。这些碎片一样的空间构成了不断演变着的生态，这一生态反映了它所处的更大的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情境。以此来看所谓“替代空间”或许只是某种不具有严格学术意义的概念，它并非真的意在替代或者取代什么，而是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强调了“空间”本身的意义在于刺激艺术的发生。其物理性可以被不断地“替代”，而真正无法“替代”的是艺术本身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