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三博士来拜（木板蛋彩） 约1475—1476年 波提切利 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
为什么会有肖像画？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认识你自己”这一古希腊的名言，真实地描绘人本身，其非凡意义自不待言。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在其《人群中的人》（1845年）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甚至能在那么短促的一瞥之间，从一张脸上读出一部长长的历史。”此言正可用来理解西方肖像画的灼人风采。
西方肖像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尽管如今我们难以见到当时的肖像画原作，但是，那些传说般神奇的故事依然散发着迷人的气息。难得的是，古罗马时代的庞贝遗址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夫妻肖像画《面包师特兰提乌斯及其妻子》。显然，这是一幅公诸于众的肖像画，因为人们在画主住宅外发现了一段题记，原来这是为了助选用的画像，男子要获选，其妻子为之站位。男女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而又诚恳的神情。男子拿着卷起来的文书，可能与当地的公共事务有关，而女性则手持尖笔与蜡板，甚至比男性更处于画面中心的位置，可谓意味深长。
漫长的中世纪没有留下什么精彩的肖像画。人的个性化的面貌在一个压抑人性的时代是难以获得充分表达的机会的，更遑论来自人物内心世界的律动。尽管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马赛克镶嵌壁画中有颇多现实中的人物，尤其是史册上赫赫有名的那些罗马皇帝与皇后，但是看上去竟然都差不多。在这里，人物仿佛成了一种符号，缺少了那种对人的脸容特征的细致入微的描绘。
文艺复兴时期是肖像画大放异彩的时代。肖像画名副其实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表达。不仅有令人说不尽、道不完的《蒙娜丽莎》，也有悄然进入神话或宗教题材绘画中的肖像写真。以波提切利的《东方三博士来拜》为例，其前景左侧第一人面向观众的方向，便是艺术家本人。在左侧看着观众方向的还有一个身披浅蓝衣袍、头发花白的男子，他用右手的手指指着自己，恰是画作的委托人古阿斯帕勒·德尔·拉玛。与其相对称的是画面右侧同样看着观众方向的红衣袍男子，是其家族的又一成员。或许是为了展现其高大上的社交圈，或者是为了奉承权倾一方的美第奇家族，此画竟将此家族的主要成员统揽其中，甚至包括已经不在世间的人。跪在圣母前的人物即科西莫·美第奇，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场，身披红斗篷、跪在前景中间的便是皮耶罗·美第奇，而其右边那个身披白袍、侧着脸看着的就是乔万尼·美第奇。这三个人在波提切利绘制此画时均已过世了。科西莫的两个孙子也出现在显著的位置上。朱利亚诺·美第奇是侧面的形象，位置就在古阿斯帕勒·德尔·拉玛的前面。洛伦佐·美第奇则是画面左侧第一人，也是侧面的形象。好在波提切利熟悉美第奇家族的这些成员，因而忠实地写真这些人物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不过，要画出这么多的肖像，而且，要凸显各自的特征，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了。
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还诞生过一幅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肖像画，那就是威尼斯画家詹蒂利·贝利尼所作的《苏丹王穆罕默德二世》（1480年，现藏伦敦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1453年5月29日，年仅21岁的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穆罕默德二世率兵横扫西方世界，在拿下康斯坦丁堡后，他大步跨入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宣告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这给长年与拜占庭有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威尼斯共和国以莫大的压力。1479年，穆罕默德二世要求一直敌对的威尼斯尽快给他选派一位画家。于是，出生于绘画世家的詹蒂利·贝利尼被选中，担当起为穆罕默德二世绘制肖像画的外交使命。后来，贝利尼不负众望，画出了一幅令苏丹王极为满意的肖像画。一幅肖像画消弭了一场战争，也被认为是促成后来威尼斯依然保持和平繁荣的一大原因。
到了17世纪，肖像画变得更丰富多彩，尤其是巴洛克时代的用色更为绚丽，而人物也因为增强了动态和力量而愈加栩栩如生。与此同时，对被画对象内心世界的揭示与渲染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卡拉瓦乔为例，他的《大卫》描绘的是年轻的大卫以智慧击败了巨人歌利亚。他右手拿着利剑，左手提着后者的首级，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可是，被斩首的歌利亚却明明是画家本人的自画像，这并非自虐的描绘，而是一种绝望的表征。此时的画家还在逃亡途中，离死亡不过咫尺之遥。自画像画到这等地步可谓绝无仅有了，恰好也契合《大卫》中的形象对比：一边是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大卫，红润的脸上既有自信，也有对对手的鄙视，另一边则是憔悴的、面无血色的歌利亚，脸上满是挫败、绝望与无奈。
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中有许多杰作。雅克-路易·大卫笔下的拿破仑肖像系列就蔚为大观，据说，拿破仑极为喜欢他画的巨幅油画《拿破仑加冕典礼》，但还是建议其修改一下对红衣主教的形象描绘，因为把他画得有点憋屈了。可是，大卫坚决不改，表明对拿破仑有着无以复加的推崇与赞美。大卫的得意门生安格尔历时12年画就的肖像画《穆瓦特西耶夫人》也是一幅精彩的作品。画中的人物一袭高贵的黑裙，像是要去看歌剧或芭蕾，美丽而又优雅。了解安格尔的人都知道，画家是到过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的，见过庞贝壁画中的杰作《翁法勒和赫拉克利斯》，而这幅《穆瓦特西耶夫人》正是表达了对这一古典图像的无上敬意，因为穆瓦特西耶夫人与翁法勒的姿态如出一辙。
到了19世纪，肖像画到了极为繁荣的年代。不妨看一看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作品。莫奈曾多次画过自己的妻子卡米耶。一次，他已经得了病的妻子从他的画室外走过，外面是皑皑白雪，虚弱的妻子边走边朝画家的画室方向看，于是画家迅速将这惊鸿一瞥画了下来（《红头巾：莫奈夫人肖像》，约1873年，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因为珍爱，此画一直挂在画家家中。1878年，在妻子临终时，莫奈忍着无法言说的悲痛为其画了《弥留时的卡米尔》，用画笔捕捉下了爱妻渐渐失去血色的容颜，并在右下角签名处留下了一颗桃心，画面的色调与笔触通往艺术家内心最深处的爱意与哀伤。
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绽放魅力，肖像画的面貌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只要看一看毕加索笔下众多花样翻新的自画像，就不难理解这是一个不创新即死亡的时代，可贵的是每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色与张扬的个性。比如，从夏加尔的自画像中，我们很容易看懂画中的许多细节。譬如，马蒂斯式的用色、毕加索式的构成、画面上端的意第绪语（一种日耳曼语）、画架上艺术家的作品《致俄罗斯、驴子及其它》，以及艺术家故乡维捷布斯克的场景和巴黎的艾菲尔铁塔，等等。
当然，自信的艺术家在肖像画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比如，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滕斯坦在1950年代所画的自画像里是可以轻易找到他本人的样子的。可是，到了1976年，却已经代入了具有鲜明波普风格的绘画因素。到了1978年，艺术家年届55岁，大概是已功成名就，有了独一无二标识度的缘故，他在自画像中就完全抹去了他本人的面相因素。我的作品自己会说话，作品就是我的全部——这是何其独特的肖像观！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